契约精神与政府信用

契约精神与政府信用

前两天看到篇文章《三个关于契约精神的故事让我们国人汗颜!》。我当时就评论说:

可惜在兲朝,最不讲契约精神的就是贵党(包括以贵党为领导的贵政府)。

前几天国新办那个关于香港的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公开承诺50年不变的契约,这才不到20年就悍然撕毁。跟这样一伙人谈契约精神不是纯扯淡嘛。

一个契约的达成,基础在于双方的相互信任,否则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中国或者说中国人的问题在于这种相互信任的缺失,这就不止是贵党或政府的问题了。

为什么淘宝能成功?我多年前就说过《成功的C2C无关收费》,重点还是在于支付宝解决了在中国人信用不足的环境下安全交易的问题。

理论上这个模式也可以于用解决政府的信用问题,如那个用支付宝交税的段子所说,连余华都把这个段子拿到《纽约时报》上去说了。

但这终归只是段子,强势的政府凭什么要受制于区区一个支付宝。

政府不讲信用,仰仗的是手里的强权力量。人民不讲信用,因为违反契约的成本太低。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基础所在。所以刘晓波说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才有希望,从这个角度上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我对这种方法持保留意见。

从历史角度来推测

要 分析这一点,不妨试试回到秦以前的中国,甚至更早到西周时代,那时国家还不成其为国家,只是一些比部落集团略高级一些的形态而已,那时的人们活动范围有 限,道德是社会约束的主要力量。在那时,个人信用是很重要的个人道德评价指标之一,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在他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必将难以为继。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宋襄公的诚实守信却已经成了笑柄,那时的战争已经发展到兵不厌诈的级别,这时的道德约束力已经开始走向崩溃,所以才会在后来被孔子称为是礼崩乐坏的时代。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出现,就是中国强权统治的开始,秦时达到巅峰,并持续到今天。这种强权统治的特征就在于表面上以德治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法无定法,对社会的唯一约束力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强制力量。

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当政府陷入强权迷信的时候,谁还在乎信用。之后的问题就是两种结果,要么是内部的实际强权所有权发生转移,要么是外部来了新的强权,之后便是改朝换代,周而复始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之所以会发生信用失效,除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约束力变小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商业活动的歧视。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个农业国家,而极权政权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相对有利的一种选择,但是极权都不喜欢太过于自由的商人——他们只相信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也就不太可能产生工业革命之类,因为工业革命的基础就是商业。

当今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把贵党当政的这一时代看作一个朝代就很好理解。然而想要改变却很难。症结在于人民的态度。

当我们在网上扯淡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我所说的沉默并不是真的完全不发声,而是我们通常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比如广场舞大妈。你是否问过他们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意见?即使是广场舞在网上已经成人人喊打的态势,仍然见不到有大妈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有些反对广场舞的意见很有趣,上来就国外如何如何。在我看来,一个如所谓“国外”的正常国家,社会运行的法律规范基于是全体人民的共识,绝大多数人民都认可这个共识,并自觉接受这个共识的约束。

但是在中国,一则没有这样的共识,一些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性法规——根本就是些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二则绝大数人民也没有接受共识约束的意识,在这些人看来,所有的约束都是用来约束他人而不是自己。

而且我这里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实际上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中,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并不是说等这一辈老人去世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当今中国虽然早已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农业化的时代。因为强权需要农业化思维的国民。

对于这种观点,常常会有脑子不好的人认为这是对农民的歧视。对此我觉得没有必再作解释。

两个中国

从这个角度上说,实际上至少存在两个中国。

一个是这帮在网上和媒体上声音最大的中高阶层。一个是人数更多但是几乎无声(或者与党同声)的中低阶层(老年人,低收入,教育程序低等)。或者说持工业化城市化观点的人群,和持传统农业化观点的人群。

当我们作为前者觉得这个政府已经没救的时候,这个政府仍然对后者具备极为有效的控制。

热 衷于民主自由的普适三观的人们多在中高阶层。然而也正是这些人将中国分裂成两个。你们耻于与去香港便溺的蝗虫为伍,声讨广场舞扰民,却没有想过去改变他 们。而因为贫穷和无知造就的这些人恰恰是改变中国的关键所在,嫌弃与排斥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忘记你们还曾经为国外的贫民窟唱过赞歌。

知道为什么他们更信任贵党?因为贵党会罩着他们。而失去这些人,民主事业不过是水中花而已。我不就说推上某些民主人士真不是一般的脑子不好。

贵党的信用

回到信任的问题上。所有要在中国搞民主的人都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站在中低阶层的角度上看,你会更信任一个强大但信用破产的政权,还是更信任一个代表普适三观的新兴政治力量?

就像在网上买东西,比如最有代表性的数码产品。你会在京东这类B2C上买,还是在淘宝的C2C平台上买?前提是B2C价格比较贵。

对于一个有经验的买家来说,可能会选择便宜一些的C2C,但是代价就是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并且需要为获得这些经验付出过许多成本。而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网购者来说,B2C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同样的,对于中低阶层来说,他们不懂什么是普适三观,也知道强权政府经常在坑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会更信任政府。只因为它已经足够强大,而强大可以看作是另一种信用背书,一种关于能力的信用背书。

支付宝为什么能解决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不是因为有了支付宝,商家就变得更值得信任,只是因为支付宝足够大,买家和卖家都信任它而已——其实支付宝是否真的值得信任,并不是那么肯定的。

关于纳税问题的技术设想

在昨天的《刘淼来信》里,刘淼老师提到了关于《拒绝纳税》的话题。其实在我每次和政府机关打交道之后,我都觉得应该拒绝纳税。

比如我说过很多次的居住证的问题,每次都需要办证人自己去跑很多部门拿一堆材料去才能办,问题是这些资料都是出自贵政府的各个部门,你们内部不能沟通好的么?什么都要我去办,那我交那么多税养你们这帮废材猪头公务员干什么?

更不用说每当想到那个天天给我添堵的GFW,也是用我交的税建起来的。

然而不交税这种事到底还是只能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因为西方有句老话说得好:

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h and taxes.

至于我们为什么要交税养着政府,不要政府不行吗?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我曾经试图说过一次,但是可耻滴失败了。见《从纳税养狗扯起(半途而废)》。

既然必须有政府,就必须要交税。刘淼老师的想法是:纳税人应该有权指定税款的用途。让好战者将税款用于军备,让环保者将税款用于环境……

就如之前流传过的一个段子所说:

交税应该用支付宝!政绩出来了再确认支付!好评差评看个心情!不给老百姓办事就TMD申请退款!官员跟在屁股后面说:亲,给好评呀亲!亲,选我吧,包为人民服务的亲!亲,政绩做出了!请查收,亲!!!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而且在技术上也有可能实现,只是政府不愿意而已。

但是我不同意刘淼老师对于民主制度就是“就是超过51%的人打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可以随意践踏其余49%的人的意见”的看法。民主制度的优势之一就在于:

虽然纳税人不能选择税款的用途,但可以选择是哪一个(政党来组成)政府来花这些税款。少数人的意见虽然没有被接受,是因为不可能有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结果,至少大家都接受这个规则,大不了下次再来,总还有机会。并不能说是“随意践踏”。

回到技术问题上。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作为纳税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被纳了多少税。唯一有数的大概只是工资里被扣的个税,至于其它的消费税之类基本上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技术上首先需要的就是有一个管理明细数据的税务系统,记录每个人交的每一笔税。

之后的问题是怎么花?政府的所有支出也都有一个系统作明细记录。而相关的支出项目通过民主决策。

最后两个系统作一个汇总统计,每年出一个年报,让每一位纳税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交了哪些税,这些税又最终被用到了什么地方去。

不可否认,这样的系统的确是非常庞大,但并不是不可能,相信以技术的进步速度,应该很快就可以实现。最大的问题还是愿不愿意去做……

在兲朝,这也许只能是一个中国梦。

好吧,隐私也是个问题,但并不是一个技术上不可解决的问题。

上海人的上海

前因

拖延症真是伤不起,这篇本来是在占海特事件的时候写的,结果一拖拖到现在才发。

关于这类问题,我在《[真像射]沪语报站》一文里说过。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比如知乎里这个《如何评价某上海女生对快餐店服务员说「在上海做服务业要会说上海话」的热门微博?》。

在另一个知乎话题里,有位 pansz 提到一个说法:

认为持不同的观点的别人抱有某种“优越感”,只是说明你自卑。(大意)

正是如此。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的确是一种自卑的心态来看待这些关于上海的地域问题。

当上海人们以“硬盘”称呼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一种本地人的优越感。

歧视

如果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犯过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我一度以为对外地人持歧视性观点的上海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是素质较低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上面说的那种人,代表群体就是KDS的某些TF——硬盘便是源于他们的发明。因为他们是loser,所以他们觉得外地人的到来抢占了可能原本属于他们的资源……虽然事实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loser,没有外地人,他们也是loser。

但刚才说过,我错了,如果只是这些loser,我根本不需要写这篇。

问题就在于占海特事件曝露了一个事实:

其实大部分上海人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包括很多人生赢家,只是这些人通常言行比较得体,不会公开表示罢了。

这让我意识到,中国有些问题有着比想像的还要深得多的根子在。关于这点,我还有一另外一篇拖着没写的文章准备讨论,只是估计会扯得很开,不知道啥时能准备好(预告一下,标题为《暴民的权力》)。

政府

首先一点就是政府。这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万恶的户口制度。不可以否认国外也有户籍制度,但那只是为了政府进行户籍管理用的(如《揭秘泰国的“户口本”》),不像中国是为了限制自由迁移。

而限制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需要这个手段来人为地制造不平等。本来就已经是《人,生而不平等》了,中国式户口要在此之上更加一层。其中的猫腻见《秦晖:户籍制度背后是三大不平等》、《户籍制度:求学路上的阻碍》和《【另一面】户口造假指南》。

看到没,不同的户口,好处差别很大的。

另一方面是政策倾向。和民族问题一样,由于户口问题导致的公民待遇差别过大,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性,导致SB的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推出一些倾向性的政策,结果反而激化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

当然也可能是他们转移政府与人民矛盾的手段之一。

政府干的其它SB事还有就是之前说过的推广普通话而抑制方言的事情。

环境

其次是环境。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只是很多人不觉得而已。

知乎上那个话题就有人指出一点:很多外地人会听一些上海话,但不太说,主要就是因为一但开口,往往就会被上海人称为“洋泾浜”。印象中除了上海,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会对说当地话不标准的外来人专门创造一个词汇的吧?

而且旦凡在上海发生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很多上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外地人干的。

比如春节期间上海北翟路农民工丢钱事件,我听过一些上海人朋友的看法,基本上都认为捡钱不还的都是外地人……虽然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捡了钱没还,也确实有很多上海人为那个农民工捐款,但我真不认为那么多捡钱的人里,一个上海人都没有。

当然,这种歧视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大部分是中老年群体,但是年轻一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难免受到影响,即使后来受过高等教育,见过世面,看法会大有改观。

但是从小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在的,只是他们往往自己也没有察觉罢了。

福利

最后是所谓外地人的福利。很多上海人说占海特的理由是她们家没为上海作什么贡献就想着要争取福利,作了贡献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福利。

这个时候你们倒是相信起政府来了。

作为一个外地人,每年给上海交那么多税,但是为了办个居住证,我跑了N多部门,只是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异体字,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能办下来。

福利……哼哼。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拿到福利的外地人,绝对是少之又少,因为任何一点小问题都能“保证”你拿不到。

而这点所谓“福利”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

即使是占海特家真没有给上海作过贡献,也不是她们家不能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理由。如果法规清楚,该有就有,不该有她也争不到。这与她是不是外地人,有没有贡献,并无关系。

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很事情并不那么清楚——不是搞不清楚,而是领导人需要不清楚的空间来给他们活动。

这就是我与政府持不同政见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上海人

当然,在这类争论中也有很多别的SB言论,比如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的上海……理论上没错,但是是个P话。

因为中国也不是你的啊,那是头头们的。

这点上倒是上海人们说的对:

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

剩下的分歧就在于:

谁才是上海人?

身份证号以310打头的人么?

这应该才是地域问题的核心所在。

逼成反动派(六)之鸡肋居住证

这回的事情其实跟上次《逼成反动派(五)之不许联想》也差不多。

暂住证的马甲

很多年前我就在《暂住证 2.0》一文里说过,所谓居住证无非就是换了个马甲的暂住证。

实际上在上海的有证的人(正常的说法应该是公民或纳税人,但你懂的,兲朝不是个正常的国家,所以这种正常说法在兲朝根本不正常)被至少分成三等:

本地户籍
引进人才居住证
普通居住证

媒 体上经常说的所谓居住证有各种福利的什么,实际上指引进人才居住证,但这个并不好办,需要各种评分什么的。而且那些所谓福利也多半是一些耍猴的内容,跟本 地户籍的福利没法比。至于普通居住证就是我所说的暂住证2.0,基本上和暂住证的作用没什么区别。而且还是长期和短期的区别,所谓长期不过是一年一签,短 期的则几乎完全等于暂住证。

除了这三等以外,就是无证的第四等了。

虽然我很早就办了所谓的长期普通居住证,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派上什么用场。至于说凭这个可以交社保什么的也是纯扯淡,跟另两等的人交一样的钱,但却没有一样的福利,归根到底是个坑爹货。

而且刚办的时候,街道还说需要定期去签到一下——听着怎么都像是被判了缓刑或假释出来的人,不过后来我也就签了一次,他们又说不必了,所以后来就也没再理会这玩意过。

麻烦事

但这回碰到麻烦事了,因为要办签证,某国领事馆有BT龟腚,要求外地护照提供本地居住证。MD,护照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么?这简直就是吃果果地分裂中国嘛。照这么说不要叫中国了,直接分成几十个国家好了。真心能理解台湾人民。

就为了这个,我去街道办咨询,结果说我的居住证过期了,需要续签,而续签需要提供一堆的材料:身份证,旧居住证,街道居住证明,劳动手册,劳动合同,最近三个月社保缴费记录。

注意,这还是不过期续签所要办的,而是每年正常续签都要提供。而且这样办一次手续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最终完成续签。

我艹泥马!!!

这种给人民添麻烦的政府要来干毛?反革命都TMD是被逼出来的。

前几年那种拿去刷一下就完成续签的做法倒比较人性化,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

像 街道居住证明这种,不论是买房还是租房,有关部门不都是有记录在案的嘛。至于劳动手册,劳动合同简直就是故意找碴,没有这两样,怎么可能会有最近三个月的 缴费记录。而最近三个月的缴费记录还要我们去打印,就更加是存心找碴了——我们TMD交这些钱养活你们这帮猪,你们不会自己去查一下啊。

话说干点什么对政府不利的事情,它们就可以立即查到你祖宗十八代,办点正经事,它们就一问三不知,啥都要你自己跑腿。

本来就是带个旧证去刷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最多加一个身份证证明一下是本人),非要给人民找这么些麻烦。而且就这点破事还要办一个月,一个月后我都在外国了,黄花菜都凉了。TMD。

逼成反动派

我上个月刚说过《全民公敌》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碰上了。

老子作为宪法和法律意义上选民和纳税人,交税不是为了养活你们这帮给人民添麻烦的猪,更没有为你们这个破政府投过一张选票,我TMD的只是被代表了。有生之年,我必然要为此而努力,依法取回自己作为选民和纳税人应有的权力。

我知道,即使我跟那个工作人员这么说,她也会认为,她只是拿工资按规定干活而已,不是她要故意给我找麻烦。

专制社会的猥琐之处就在这里:

体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在按规定办事,但问题在于规定是某些脱离人民的人制定的,而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是人民的选票选出来的。

其实我根本不关心哪个政党来执掌这个政府,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甚至民进党我也不排斥。甚至我可以不care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我只知道,这个政府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而只会给人民找麻烦,那我就要反对到底。

反动派就是TMD这么给逼出来的。

全民公敌

杨女士死了

新闻上说的。

四月一日,她走在帝都的路上,平地忽然出现一热水坑,躲闪不及落入水中不过一分钟,便被全身烫伤,终告不治。

官方称女子坠热水坑身亡事件为安全事故

估计这事的结果就是,领导们来晚了……下面木有了。

她才刚生了个孩子,才七个月大,就没有妈了……

幸好小黎没死

上个月,18岁的安徽涡阳高中女生小黎被贼人打晕丢在路边,第二天被民众发现报警后,警察竟将还活着的她当作尸体交给民政局的灵车,而民政局的灵车更是令人发指地将她丢弃到邻县的路边,直到第三天被邻县的民众发现并报警送医后才获救。

据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不过据之前的电视报道(《1/7》节目),她因为受伤严重并遭到两天的冻伤,可能需要截肢。

有关部门说,有关人员已经被处理了。

只是小黎身心所受的伤,永远也无法弥补。

她还只是个孩子……

然而王浩死了

哈医大的王浩医生死了。医生对此感觉到悲哀和愤怒,而患者们却多表示幸灾乐祸……这绝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

这篇《医患大战之一–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病》指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

虽然我并不认为全体医生都是那么高尚的——也许大部分医生都是高尚的,但作为患者,应该都有过碰到医德不好的医生的经历。

那又如何,难道医生就应该靠那几块钱的挂号费生活吗?

显然是某些应该在其中承担责任的人和组织没有作为,将他们的负担推给医生和患者,并从中牟利,甚至操纵舆论制造矛盾……

好吧,这么说太过于阴谋论了。只是事实如何……

那么为什么一种药到了医院后的价格会是出厂价的十倍甚至几十倍?药品流通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环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医生和患者都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在哪里了吧。

你是外地人吗?

最近一件帝都医保的事情轰了。有关部门作出这样的解释《北京职工遭医保待遇无户籍“歧视” 官方:先参保后患病可报销》。

先生病再参保当然是一种骗保行为,但小楠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只因为是外地人。当然现在闹大了,你们说可以报了,之前怎么就不能报呢?

外地人辛苦工作,上交各种税各种金,却得不到应有的福利。而且相比之下,公务员们却只管三公消费,还能拿高退休金,还有免费医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群体性事件了吧。

还有很多……

比如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和黄曲霉素的企业照样太平。

比如往老酸奶甚至药品胶囊里加烂皮鞋这样的事情居然是在干了很多年以后才被发现。

有关部门这些人都在干嘛?

是的,他们只是没有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所谓的不作为。

然而……

他们真的啥事都不做吗?

显然不是。他们还是要喝酒按摩洗桑拿的,这些都是事情啊。

除此之外也还有,比如一个魔兽引发的大神之战,还有前面说的医药流通……

总之是有钱赚的事情他们都不会放过的,但是服务人民的苦差事,他们是不干的。

结果就是杨女士因他们而死,小黎因他们伤,王浩因他们而死,小楠和结石宝宝们因他们而正在死去……

但是他们……

还不是全民公敌

简单地把责任推到他们或者他们背后的政府乃至整个体制当然没有错,他们和它们固然是恶的,但这样做意义不大。

1989年11月17日,近百万捷克人民在布拉格广场说过:

我们才是人民!

那么,作为人民的一员,你有什么要说的?

当面对他们或它们的时候,你是否可以这样说——即使只在心里说说,当作一种宣言:

你今天有权坐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考上公务员,也不是因为你有关系,而是因为我——作为选民的一员——赋予你这样的权力。你所得到的工资福利每一分都是出自我——作为纳税人的一员——辛苦工作而交纳的税款。即便这些并非出自我的本意。而我让你坐到这里,给你钱花,是要你为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服务,不是让你来草菅人命的。按照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也是可以让你从这个位子上下去,收回赋予你的权力和给予你的薪资福利的。

是的,上面所说的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但请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五年?十年?二十年?反正在你们的有生之年,有希望的。

我们,作为人民,正在为此而努力。

而所有妨碍人民作出这种努力的障碍,就是全民公敌——比如坦克和73条。

公地杯具(修订版)

因为前几天在微博上暴红的游客在凤凰被人用枪指头事件,腾讯做了这期《今日话题:游客在湘西被枪指头的背后》,说得很好,不过我要说的是:

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07年我就在《三亚版罗生门》里指出这种旅游景点的怪现状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损害当权者利益的事情他们是肯定不会主动去干的。

所以09年又有了《刁民是怎样练成的》。

现在又过了两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已经可以预料到,这样的情况仍然不会改变,而两年后还会有类似的戏码再次上演。

直到这个社会彻底崩溃…

费点口舌介绍一下07年我所简单提及的方案吧。

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算是经济学上G.Hardin所提出的《公地悲剧》:

一 个天然的旅游景区的可获得利益大体上就是一个Hardin所谓的牧场,每个当地村民或相关利益团体都有权从中分一杯羹,而问题在于,每个利益获得者在获得 利益的同时,对景区本身及景区形象造成的损害是由所有利益获得者分担的。结果必然导致每个利益获得者都竭泽而渔,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就难以避免了。

而避免杯具的解决方案也早已有之,那就是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Coase所提出的《科斯定理》(从维基这个介绍上看不出与公地杯具的关系,只是因为这个条目的质量太差,但是由于版权问题,我也不能把教科书上的内容搬上去,囧)。

科斯认为,对于公地来说,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将公地变成私地——所谓的产权明晰化。而变成私地的过程如何保障所有利益方的利益呢?那就要通过交易去博弈。

假 设一个景区的利益方就两个:团休A和团体B。无论谁拿下经营权,都必须按一定比例给另一方分红。那么假设A拿下经营,他们愿意给B若干比例的收益,如果B 觉得低要求增加,那么A可以视情况决定,如果A觉得高了,可以选择交换地位:即B去经营,然后按这个比例与A分成收益。

在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维基里这个条目说到的交易成本:这个成本必须尽量低,最好是0,这样才能确保效率的最大化。

所以,总结下来科斯定理的核心就是:无论谁最终取得经营权,只要交易成本为0,对于整个群体的总收益都是最大的。而且同时因为公地化为私地,产权所有者就有义务维护私地的权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然 而在中国的景区,现在问题是:景区的经营实际上是控制在某些利益团体手里,所获得的收益并不与当地居民这些其它利益相关者分成,而本来应该从中协调处理这 些权益问题的政府又无所作为——当然,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实际上是利益团体的一员。这就是所谓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民众如果想要维权,成本又太高,以 致于科斯定理完全没法发挥作用。

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解,只是政府不去解而已。

推而广之,中国这个大公地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名义上一切都是国家所有,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在一小撮自称代表“国家”的人手里。这是作为中国人民的最大杯具。

[真像射]菜价不是问题

前一阵新闻报道说头头们爱民如子,关心大家的菜篮子问题,要求全市各大菜场与郊区种菜合作社联合,搞蔬菜直供以降低菜价。

当时就觉得这明显是领导们坐在豪华办公楼里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新闻就报道说这种蔬菜直供受冷遇——当然这是台面上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被不合作了。

原 因也很简单,合作社和菜场都觉得不赚钱,而直供的菜价也降不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合作社因为这个直供而被迫进行他们并不熟悉的运输仓储和销售活动,由 此导致相关成本不必要的提高——以前这些都是中间几道菜贩子做的,他们熟悉这一行,并且有规模优势,所以成本较低。而菜场一方面只能收很少的摊位费,一方 面自己也不能亏本,所以实际上只能给直供方提供位置比较差的摊位,由此导致直供的生意并不好,加上价格不能高的话,搞不好就是要亏本的。

其 实大家都知道菜价上涨的背后是通胀,而通胀的原因就不可说了。但是用这种行政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是肯定行不通的。按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主义的观点来说就 是:市场永远是对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狗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能够解决一切市场问题——前提是政 府不要干预。

当然太过原教旨主义是不好,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即使退而求其次,市场需要政府,那也是需要政府用法律对市场加以规范,最多使用少量的宏观调控措施(这部分有争议),无论如何不应该政府直接插手市场。

基本上结论就是: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并且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但是政府破坏市场的话,结果只会更坏。

这 个菜事就是如此。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社会化分工能充分发挥出社会生产的效率,这些头头们反而指望退回不分工的时代能降低菜价,你们不如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种菜吃。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给每个城里人都分一亩耕地吧,那样家家户户就都能吃上免费的菜了。没地?把你们丫的别墅拆了不就有了嘛。NND

或 者我应该重提那个悲伤的往事——当初很多人强烈质疑胶州路失火大楼项目的层层转包问题,其实这根本不关分包商的事情,问题在于市场的不自由。如果项目公开 按价格招标,那么根本不会有转包,而是最后施工的公司接到这个项目,政府可以少花钱——当然,也只能得到相应价格的质量水平。如果这个承包商质量不行,它 也不应该得到转包,政府的监管在哪里?

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市场根本就是个狗屁市场。应该交给市场自由处理的事情,政府抓在手里,因为有钱赚 ——而且是头头们有钱赚。应该政府司法监管的地方,官僚们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因为不想干活。中国的纳税人交着税养着这帮不干活光会给自己捞钱的所谓公 仆才是中国菜价背后的根本问题。

3亿之迷

题目没错,是迷不是谜。

看了《1/7》里提到河南安阳那个中了3.599亿大奖的事情,所谈的内容大抵是一些如:神秘的中奖者为什 么不献身,网民对此的质疑(包括开奖前有个河南的IP在百度帖吧里发帖问“中了3亿怎么花”之类所谓线索),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的矛盾,中这样大奖的 可能性(有彩民献身说法说这种根据奖池规模计算重复投注很正常),以及福彩相关人员的说法。

重点在节目中透露的一些数据:国外的彩票情况是参与者占人口的80%,而且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而国内只有14%,并且是以低收入群体为主,而且有不少人的投入资金占收入的很大比例。

节目临结束时,福彩人员说:彩票不是投资而是娱乐,大家应该改变心态,并且要将这事当成一个慈善事业来支持。

真不知道这个工作人员是装傻呢还是真傻。

前面的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人被迷惑,所以题目是迷而不是谜。

因为没有人相信所谓的福利彩票真能改善社会的福利,所以中高收入阶层根本对此不屑一顾,而低收入群体则寄希望于一次中奖来改变命运。

至于这次大奖为什么备受质疑,无非是因为这个政府根本没有公信力,谁知道里面有没有猫腻。换成在外国,人家就是中了几亿欧元似乎也从来不见有这样的质疑声。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的心态不对,而是某些人需要反省一下了。

中国的百年真短啊

昨天上海下了场大雨。官方消息说这是《70年一遇暴雨袭击上海》,果然是大啊,几个小时下了一百多毫米,淹了70多条马路。

不过我想起来去年也下过一场大雨,也是几个小时下了一百多毫米,淹了60多条马路,当时的官方报道是说《上海突遭强雷暴雨袭击 雨量达到百年一遇》。

我在群里戏称,明年再下一场这样的大雨,大概就要说五十年一遇了——毕竟这百年一遇的大雨才隔了十一个月零五天就又碰上了,还更大。

对于上海市政的排水能力我早就见识过,2000年刚来上海那会就碰到过一次。不过后来倒也没再注意。直到07年偶然记录了一次。当时不过是两三小时的一场大阵雨,淮海路就成一条及膝深的小河了。

这么多年过去,排水能力始终没有改善,只会整天拿这种什么“百年一遇”的借口来推卸责任。

去年在台湾碰到台风,一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100毫米,而且是连下了一天一夜,然后一些县市的市区有点积水,各种媒体把当时刚上台的马英九政府骂得狗血淋头,马政府不得不表态对此加以改进——而且我相信他们是会真的有所改进的。

我们就不知道啥时才能有这种体验了。